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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北知姜颖法官:以热爱成就初心,用司法守护创新

2018-04-26 15:08 · 作者: 木木   阅读:2268

作者 | 木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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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4136字,阅读约需8分钟)


采访手记


印象中的姜颖法官总有着一份职业女性的知性美。法庭上的她,辨法析理,专业从容。即使之前有过沟通,这次的采访是以书面形式进行的,她还是换上了法官制服。她说,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会用认真的态度去做到最好,这一点也是源于从小受到母亲的影响。


姜颖法官的办公桌上摆放着好几盆形态各异的小盆栽,在她的悉心照料下,每一盆都充满生机。采访中,她不时望向这片绿意盎然,眼神里更多的是温柔和细腻。 


从事知识产权审判二十三年,审结一千七百余件各类知识产权案件。繁忙的工作之余,也享受着生活的简单和快乐。陌上人如玉,执剑彰法义,今天就让我们走近这位全国审判业务专家,了解她内心的这一份坚守与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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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颖,沈阳大学机械制造专业工学学士,中国人民大学知识产权法专业法学学士,伦敦大学国际比较法专业法学硕士,现任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判第一庭庭长。1994年7月开始从事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先后审理了“中国十大有影响力诉讼”尼欧普兰客车外观设计专利案、 “鸟巢”建筑作品著作权案、“香槟”地理标志侵权案、涉iphone 6专利侵权行政纠纷案等1700余起知识产权案件。组织、参与调研课题18项,参与撰写、主持编著著作16部,被多所大学聘为客座教授或研究生导师。被评为2012年度全球知识产权界50位最具影响力人物、并荣获第十二批“北京市有突出贡献的科学、技术、管理人才”荣誉称号。被最高人民法院授予“全国审判业务专家”称号。


知产力:您是哪一年开始从事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二十多年过去了,是什么让您面对繁重的工作压力依然热爱和坚守着这个职业?


姜颖:我是1994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法学是我的第二学位。我的本科专业是机械制造专业。本科毕业时,正好是知识产权专业教育快速发展的时期,当时知识产权专业招生的条件是有理工科专业背景的学生可以优先考虑,也是考虑到知识产权和科学技术的关联性比较强,所以我报考了知识产权的第二学位。


临近毕业,作为一名法学专业的学生,心底有着一份对法官职业的崇尚与情怀,所以选择进入法院系统工作。当时北京只有一个中级法院,就是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还没有分立为现在的四个中级法院,所以我们称其为“老中院”。“老中院”是1993年的8月份成立的知识产权审判庭,我的跨专业教育背景比较适合知识产权审判。就这样,我成为了知识产权审判战线上的一员,也圆了我的职业梦想。


这样一干就是二十多年。我对工作的执着与坚守,其实受我妈妈影响比较多。我妈妈就像很多老一辈的家长一样,一直告诉我要好好学习,好好工作。我妈妈对自己要求特别严,她工作特别努力、认真。她也总是告诫我“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到最好”。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种言传身教,让我从小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做什么事情都认真负责,都会尽自己的全力去做好。工作时间长了,越来越感受到知识产权审判的重要性,也越来越热爱这份工作,开始享受工作带来的成就感和幸福感。


知产力:您是如何理解知识产权司法工作的?对于这个职业有什么感触可以与我们分享。


姜颖:二十多年的知识产权审判工作,让我切身体会到知识产权之于社会、之于创新的重要作用。我一直记得当时的宿迟庭长经常说的一句话,那就是“知识产权无小案”。在后来的知识产权司法工作中,我也切实体会到了这一点。


在改革开放初期,最为重要的就是要让我们的产品走出国门,将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先进文化引进国内,这其中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就显得尤为重要,权利人首先关注的就是权利是否能够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我还记得上世纪90年代,国际社会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和态度有诸多质疑的声音。我当时所在的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是全国最早成立的知识产权专业审判庭,我当时就是处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的、一个专业知识产权审判庭的小环境。我记得大概是1995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美国迪士尼公司诉北京出版社侵犯著作权一案,这起案件是美国公司在中国提起的第一例著作权诉讼,法院最终判决维护了美国迪士尼公司的合法权益,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这起案件后来也被《纽约时报》报道,让国际社会看到了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的决心。


工作的时间越长,越能感受到法官职业定纷止争、制定规则的意义。在每一件知识产权案件的裁判中,专利授权还是不授权?商标准予注册还是不予注册?侵权赔偿额是高还是不高?表面上看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诉讼纠纷,但背后可能会影响到整个社会,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这就是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价值所在,这种价值实现的过程又给了我成就感和幸福感,让我更加热爱这个职业。我觉得一份工作能够将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紧密联系在一起,得到共同实现,是一件幸福的事儿。能够从事一份自己热爱的工作,能够乐在其中,我觉得自己特别幸运。


知产力:您在二十余年的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中审理了不少重大疑难案件,其中有很多案件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属于无先例可参考的新类型案件。您能与我们分享一下在不同阶段审理新类型案件的心得与思考吗?


姜颖: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存在很大挑战性。一是它涉及的行业领域很广泛,涉及的专业知识也比较宽泛;二是知识产权案件受技术发展这一因素的影响比较大,技术的每一次发展,都可能会带来一些新的法律问题,对法官来说就是一个新的挑战。


以涉互联网案件审判为例。我记得大概是1998年的时候,当时互联网技术还处于初期发展阶段,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国内第一起涉互联网侵权案件当时就引发了对两个问题的探讨:一是管辖的确定。因为互联网是无形的、虚拟的,未经许可,在互联网上传播作品,侵权行为地该如何确定?现在的法律对此有比较明确的规定,但在当时是完全没有规定和先例可循的。所有的法律法规里都没有涉及互联网的条款,所以当时就管辖问题的争议也特别大。另一个问题是在互联网上传播作品是否侵权。因为当时著作权法还没有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相关的规定只有复制权和发行权,但现实中出现了网络传播行为,并且这种行为给权利人造成的损害是显而易见的,传统的复制权和发行权能否用于规范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就成为一个新的法律问题。


实践中,类似的知识产权新问题层出不穷,我觉得这也正是这个审判领域的魅力所在。我还记得审理的“彼得兔”确认不侵权案,是全国受理的第一起商标领域确认不侵权之诉。当时被告提出,中国没有确认不侵权的诉讼,法院不应该受理。其实在传统的侵权之诉中,确实没有确认不侵权之诉。但为什么在知识产权领域要认可确认不侵权之诉呢?因为有些权利人出于各种考虑,其中包括进行恶意竞争,向其他经营者发出侵权警告,但又不提起诉讼,就会给被警告方及其关联企业的经营造成很大的困扰。一方面,有的被警告方及其关联企业坚定地认为自己不构成侵权,但是却没有得以确认或救济的途径;另一方面,被警告方可能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否构成侵权,但他希望能尽快明确法律关系以作出经营决策。所以这个时候,法律要不要对他给予救济?这就是我们当时受理首起商标确认不侵权之诉的一个考虑:权利人的投诉行为或者发送侵权警告的行为,如果对被投诉或被警告者的生产经营造成损害,法律却无法对其予以救济,是不利于市场公平竞争的。


知产力:在这二十余年的社会发展中,以您的亲身体会,我国的知识产权司法审判在发生着什么样的变化?


姜颖一是案件数量的上升。1994年,当时的“老中院”一年受理的知识产权案件数量我印象中是105件,也就是说,当年整个北京市只有105件的知识产权案件。但就在2017年,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受理的案件已经近16000件。这个倍数的差异说明创新创造带来的知识产权保护的需求越来越大,社会公众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也越来越强,也反映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二是技术发展带来的新类型案件增多,例如涉及标准必要专利、GUI权利保护、互联网新型商业模式的案件明显增多。去年北京知产法院受理的案件中,标准必要专利类型的案件比较多。专利标准化带来的问题是专利权人会不会获得垄断的利益?所以对于纳入标准的专利应该怎么保护,这就带来了新的知识产权问题。


在涉案领域方面,我们也做过一个统计,涉案标的额排前五位的案件,集中在通信领域。从中可以看到通信领域的知识产权案件所涉及的利益,以及相应的社会影响力。因为通信和互联网领域的技术创新是最快的,其相应的知识产权保护需求也比较突出。


三是,企业之间知识产权诉讼的目的不再是单纯为了解决企业之间的案件争议,可能逐渐成为了一种商业的策略和手段,甚至是他们在全球进行发展的一种策略和手段。比如有些企业会同时在不同的国家或者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域提起诉讼,企业之间互诉,其实是意在相互牵制和增加下一步谈判的砝码。


知产力:这些知识产权司法审判的变化对法官提出了怎样的要求?


姜颖:过去法官审理案件,关注的多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但随着审判经验的积累和对知识产权保护意义的领悟,法官越来越认识到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其实牵扯的不仅仅是双方当事人的利益,还涉及到行业发展的规范,可能还涉及到整个社会的利益平衡和价值指引。去年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理的一起比较受关注的案件是西电捷通诉索尼专利侵权案,这是我们受理的第一起涉及标准必要专利的案件,其中就涉及到很多新问题,例如,专利一旦被纳入标准以后是否意味着许可?如果使用专利的一方没有与专利权人签订合同,那么使用人的使用是否构成侵权?侵犯标准必要专利的损害赔偿确定标准和其它的专利侵权案件有没有不同?虽然我们裁判的只是一起案件,但事实上,这起案件的裁判规则对其他涉及标准必要专利的侵权案件是具有指引意义的。表面上是处理一起案件,其实是为处理同类案件确定标杆。


所以,法官更需要对案件涉及的行业,对法律具体适用的社会影响有所了解和判断,这样做出的判决,才会更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创新发展。其实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只是一个手段,它的最终目的是鼓励创新,鼓励技术的应用,进而造福整个人类,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而不是单纯考虑保护某一种具体知识产权权利。所以保护还是不保护,保护得强还是弱,需要法官在对这个社会发展进步的过程有充分了解的情况下,充分运用他的经验和智慧,去准确把握,这就要求法官具备与时俱进的学习能力和利益平衡的司法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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