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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钧专栏 | 涉网络不正当竞争纠纷的回顾与展望(五)——关于诉讼主体的界定规则

2015-06-11 18:12 · 作者:陶钧   阅读:5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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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陶钧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法官,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

(本文系知产力获得独家首发授权的稿件,转载须征得作者本人同意,并在显要位置注明文章来源。)

前四期专栏,与读者一起对北京法院所审理的涉网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的相关情况进行了梳理与总结,既勾画了此类案件的整体状况,也找寻出了内在的共识与分歧,从宏观上描绘了大体的发展脉络。然而,面对纷繁复杂、日新月异的信息网络世界,在处理具体问题与情况时,应当采用何种方法对微观问题进行解决,在以往审理的案件中能否提炼出具体适用规则,如何才能在鼓励创新与维护秩序中合理界定二者界限,都是接下来几期笔者想与读者们探讨与分析的内容。

本期专栏将从诉讼主体的问题说起,对司法实践中的各个问题进行逐一分析,对互联网正当竞争秩序的建立与维护提供有益的借鉴。

问题的提出:

“反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本法所称的经营者,是指从事商品经营或者营利性服务(以下所称商品包括服务)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

在司法实践中,对经营者的界定是否应按照其权利能力的视角进行认定,即该主体(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必须从事商品经营或营利性服务,若无此种资格,则不能被纳入到“反法”所规制的主体范畴;还是应当以行为的属性为视角对经营者进行界定,淡化或者忽略行为人自身是否具有相应主体资质,仅从其行为的外在表现进行认定,哪种更符合现实市场经济的需要,是需要首先明确的。

同时,关于原告主体资格的认定,是否需要其对被侵害的合法权益客体享有完整的所有权,也是在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的问题。

一、经营主体认定的基本理论

诚如上文所述,对“经营主体”的认定,在理论界主要存在以下三种界定方式:从其权利能力的视角即基本属性进行界定、从具体行为的属性进行认定、从行为的效果进行判断。

笔者将在厘清各个学说的基本内容后,回到我国的现实司法实践和经济生活中,找寻出一条契合自身需求的判断规则。

(一)主体的属性说

从不同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分析,可以将主体分为民事主体和商主体。

民事主体是依法具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能够在民事法律关系中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并承担民事义务的人。“关于民事主体的种类,我国学术界的通说认为,主要包括自然人(公民)、法人、合伙、国家、外国人及外国组织和其他特殊主体(如非法人组织,清算组织等)。国家作为民事主体只在国际法上鲜有发生,故可以忽略不计。外国法人、自然人及其他组织可以适用民法中有关自然人和法人的规定。所以总体上来说,民事主体可以分为自然人、法人、其他非法人组织三大类。”①应该说,民事主体的分类与“反法”上的规定并无二意,但是考虑到“反法”设立的基本目的是为了“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故在民事主体过于宽泛的情况下,设定了限制性条件,即“从事商品经营或者营利性服务”,由此“经营者”的主体范围是小于“民事主体”的。

商主体并无准确的界定,可以理解为是在商事关系中独立参与的各方主体。有的学者认为,商主体是指在市场中交易的组织和个人②;有的学者认为,商事主体或商主体在传统商法中被称为商人,是指依照商法的规定,具有商事权利能力和商事行为能力,能够以自己的名义从事商事活动,享有商事权利,承担商事义务的自然人和法人组织③;还有的学者认为,商主体是指能够依商法规定以自己的名义直接从事商行为,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企业④。商主体本质上是某种法律拟制体,它具有与一般的民事主体不同的特殊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但商主体不能独立于民事主体存在,归属于民事主体,是民事主体在商法上的特殊表现形式。⑤商主体所从事的商事行为通常认知是与商品或服务的经营活动密切相关的,从字面解释或文义解释分析,更加贴合“反法”中对“经营者”的界定。

然而,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公司法、个人独资企业法、合伙企业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商主体不仅具有营利性,同时还应具备登记性,由此商主体的范围显然并不能满足当前我国互联网经济的发展需要,特别是通过网络信息从事经营活动的主体,许多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商主体。商主体过于强调主体的责任承担性,而“经营者”更多的是从行为本身进行的考量。

(二)行为的属性说

该观点主要从行为的本身客体出发,而对主体资质并不加以限制性要求,即只要民事主体从事了“商品经营或营利性服务”的活动,即可以被纳入到“经营者”的范畴,是否合法登记、是否具备了责任承担性并非对主体判断的前置性因素。

行为的属性说从法理和“反法”的立法本意分析,更符合规范市场竞争秩序的需要。因为“反法”从其属性上属于“行为法”,是在设权性法律规定之外对扰乱市场交易规则、破坏公平有序竞争秩序行为的规制,应该说市场的发展千变万化,特别是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各种商业模式层出不穷,“反法”难以包罗万象的预测市场可能出现的各种行为模式。特别是现在各种服务行业的快速发展,出现了许多传统商业模式之外的“桥梁服务”,其主体也无法形成统一的界定,社会主体参与各类经营活动的积极性也不断提升。在这样的市场环境和经济发展的背景下,若从更有效发挥“反法”功效的视角出发,“重行为轻资质”更符合现实的需要。

(三)行为的效果说

行为的属性说强调“经营行为”,但是经营行为是否与“营利”相辅相成,若直接将二者等同,可能会出现“反法”中所规定具体情形难以适用的情形。例如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若行为人本身是出于个人情感上的因素对所获取的商业秘密进行披露,自身并不获取任何盈利,是否就能够不受“反法”的规制呢?显然答案是否定的,因此行为的属性说也存在自然的缺陷。

行为的效果说更侧重强调行为主体从事特定作为或不作为,给市场竞争秩序,和其他社会主体是否带来负面影响,即只要行为导致了不正当竞争后果的发生,对主体及行为自身在所不问。这样可能会最大限度上扩张反法对主体的适用范围,但是从认定逻辑上,该学说也存在自身的缺陷。即法院应对行为主体首先做出判断,但是该学说实质上是以行为人实施了不正当竞争行为认定为前提,而倒推行为主体系“反法”所规定的“经营者”,存在先“量刑后定罪”的嫌疑。

二、我国司法实践中对“经营者”规则的“取舍”

在“反法”的整体框架下,对某项行为的正当性进行判断时,既要在法律规定的范畴内进行规则的选取,同时也要尊重市场的客观实际。通过信息网络从事的各类行为,根据目前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未对其主体进行限制性的规定(除国家特许行业之外),故在此市场背景下去界定“经营者”,显然用主体的属性或经营资质进行限定无法满足现实需要。

原因有三:首先,这样会导致一部分缺乏主体资质,但通过信息网络从事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主体逃避法律上的制裁,使被侵害主体的自身合法权益无从救济;其次,“反法”从发展之初仅是为了保护单个主体的合法权益,到现今具有了保护其他市场参与主体、消费者、社会公众等合法权益的责任,从其保护对象的发展,亦是从“一元化”到“多元化”的变迁,显然过严的主体准入机制并不能实现保护多重对象权益的需要;最后,网络市场竞争关系并非简单的替代,其经营模式亦非简单的收费服务,而是对整个网络用户资源的竞争,而且不同主体之间的横向、纵向联系越发紧密,单一的主体认定方式已经无法满足市场对司法的诉求。因此,主体的属性界定对涉网不正当竞争案件而言,有其先天的不足性。

正是网络不正当行为主体的多样性,因此在界定时应当适度宽泛,不宜从经营资格上予以限定。笔者认为,在此类纠纷中的适用判断规则是:主体属性的判断为优先适用规则,但若行为主体所从事行为的自身客体属于经营性行为时,亦应当予以认定;若前述判断方式均对被诉行为主体不足以规制时,当该行为确实造成扰乱市场正常竞争秩序、损害其他主体、消费者及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时,可以认定该主体属于“反法”所规定的“经营者”,即符合诉讼主体的规定。前述规则以主体属性的判断为一般规则,以行为的属性为必要补充,同时兼顾适用行为效果的认定方式,从主体准入的制度上最大限度的保护了信息网络市场秩序的运行。

三、司法实践中对主体认定的具体适用情形

在此前的“共识性”专题分析中,笔者对主体的判断规则提出了“牵连性”认定方式。该方式主要是对诉讼主体只要与被侵害的合法权益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即可以作为法律上符合要求的主体予以接受。

在汉涛公司与爱帮科技公司、爱帮信息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⑥,二审法院认为,汉涛公司作为适格的原告,应符合《民事诉讼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主体资格的相关法律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一条规定,该法制定是为“制止不正当行为,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汉涛公司是向用户提供分类信息查询服务的大众点评网经营者,与经营同类服务的爱帮科技公司存在竞争关系。汉涛公司通过与用户签订协议,获得用户点评和商户简介的著作财产权益,并通过对上述信息搜集、整理,为公司带来更多合法利益。汉涛公司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法人,也是合法权益应受《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经营者,作为本原告,符合《民事诉讼法》及《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

在该案中,法院系对汉涛公司的主体资质进行认定后,确定了被侵害合法权益与汉涛公司具有法律上的关联性,进而确定了其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

在百度网讯公司、百度在线公司与奇虎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⑦,一审法院认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第二款以及第三款规定:“本法所称的不正当竞争,是指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本法所称的经营者,是指从事商品经营或者营利性服务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反不正当竞争法》并非设权性法律,而是行为法,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提起诉讼的原告,并不必然是绝对权利的权利人,而只要参与竞争的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因不正当竞争行为受到损害,则该经营者即可以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提起诉讼。

因此,原告“经营者”主体资格的认定,并不当然以法律直接上的利害关系为要件,只要被侵害权益与原告之间具有关联性,即可以被认定为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对象。特别是在诸多涉网络不正当竞争纠纷中,存在经营者与合法权益直接权属关系相分离的关系,例如软件的开发者、上传者、经营者等分属不同主体,此时单一主体提出诉讼,只要原告能够证明利害关系的存在,即应当被予以接受。

在金山软件公司与奇虎科技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⑧,法院认为本案原告虽然系涉案软件的共有著作权人,但本案并非侵犯著作权之诉。从现有证据来看,本案软件的实际运营一方恰恰是金山软件公司,金山软件公司通过运营涉案软件来获得相应的商业信誉和利益,他人不得对此加以侵害,故金山软件公司有权提起本案之诉。同时,原告金山软件公司作为涉案的金山新毒霸(悟空)杀毒软件的著作权人之一和实际运营者,被告奇虎科技公司作为涉案的360杀毒软件、360安全卫士软件的开发者和运营者,加之涉案的360杀毒软件、360安全卫士软件均为从奇虎科技公司网站www.360.cn上下载等情节,足以认定原告金山软件公司和被告奇虎科技公司均为软件产品的经营者,故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规定的经营者,是本案的适格主体。

综上,在司法实践中,关于经营者的认定和原告适格主体的判断,是案件裁判的基础,也是被告经常提出的抗辩理由。裁判规则既要符合现实发展的需求,也要考虑已经形成的司法裁判的情况。当前,对“经营者”主体和原告利害关系的认定不宜过苛,防止破坏尚未形成共识的信息网络市场竞争秩序,“宽与严”是伴随着市场发展的需求不断转变的,并非一成不变。

小结:

   “经营者”作为不正当纠纷裁判的首要判断因素,其重要性不言自明。笔者以当前存在的三个判断方式为切入点,结合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情况,提出了“以主体属性的判断为一般规则,以行为的属性为必要补充,同时兼顾适用行为效果的认定方式”,以求从主体准入的制度上最大限度的保护信息网络市场秩序的运行。

注释:

①郭相宏著:《简论商主体与民事主体之关系》,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2年第14(4)期,第49-50页。

②徐学鹿,梁鹏著:《商法总论(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96页。

③王作全著:《商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7-28页。

④范建,王建文著:《商法的价值、源流与本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7页。

⑤郭相宏著:《简论商主体与民事主体之关系》,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2年第14(4)期,第49-50页。

⑥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1)一中民终字第7512号民事判决。

⑦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3)一中民初字第5597号民事判决。

⑧参见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4)西民初字第146号民事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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